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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为何年轻人有生儿育女的期望却选择不生?

2022-05-12 15:54:21 点击:55 来自:每日财经

梁建章:为何年轻人有生儿育女的期望却选择不生?

导言:

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公布后。“低生育率”“老龄化”“男多女少”这些话题屡上热搜,大家都在讨论年轻人为什么不生孩子了。同时,与人口连带的房价、教育问题,更是时刻牵动着中国人的神经。

2022年初携程集团在国内首先推出面向大部分员工的“3+2”混合工作制引发热议。携程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在全公司推行混合办公制度,允许员工每周三和周五选择1-2天远程办公。他说,混合办公制度是企业、员工和社会的多赢,“特别是在全社会生育焦虑的当下,能让员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庭、陪伴小孩。”一位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位人口经济学家的他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人口和生育问题的?从中国目前的人口情况出发,从经济人口学的角度分析,我们能想到什么,又能得到什么启发呢?

理想状态是生两个孩子,可现实是选择不生

根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20 世纪 90 年代出生人口迅速减少,从 1990 年的 2800 万直线下降到 1999 年的不足 1500 万。从 2015 年开始, 22~31 岁的女性数量将在 10年内下降 40% 以上。因此,现在出现的出生率下降问题实际上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近年来,新婚夫妇数量减少了7%~8%,正是出生率下降的证据。 2016—2017 年, 15~49 岁的女性数量减少了 400 万,其中 22~31 岁的女性数量减少了600 万以上。

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生育率低于 0.8,处于世界上最低的出生率区间。 2018 年 1 月发布的《北京社会心态蓝皮书:北京社会心态分析报告》显示,北京居民中想生孩子的期望和实际生了孩子的行动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尽管58.6% 的北京居民声称他们最理想的状态是想生两个孩子,但其中只有 10.8% 的人最终会这样做。

虽然国家已经出台二孩政策,但国家生育率的未来仍然不是很乐观。中国在2016年开始实施二孩政策,当年出生人数较 2015 年增加超过 100 万人。由于在未来十年中,人们的二孩意愿减弱以及育龄妇女人数锐减,中国人口大幅增加的可能性不大。2017年二孩出生数为 883 万,实际比 2016 年增加了 162 万。但一胎出生数只有724万,比2016年减少了 249万。

对于二孩政策,我的看法是,由于该政策于 2016年初开始实施,而从受孕到分娩,会有一年的延迟时间,所以 2017 年应该是这次一孩政策放松导致的出生高峰年。但随着二胎愿望的减弱和育龄女性的急剧减少,从 2018 年开始,生育数量将开始快速萎缩。现在看来, 2017 年的新出生二孩数量确实超过前一年,但还不足以弥补第一胎数量的锐减。出生人数下降的时间比预期的要早,速度也更快,我们低估了社会上对生育更多孩子的渴望不断下降的程度。

不愿被昂贵育儿模式绑架的年轻人

想要生儿育女的期望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生育人口—生育率降低的原因主要是教育和医疗保障不足,以及育儿困难。除了孩子的基本生活需求,中国的应试教育迫使家长在课外教育上投入大量资金。在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中,养育一个孩子的平均年支出为 3 万元,从孩子出生到 18 岁,支出总计相当于 50 万元以上。事实上,这种昂贵的育儿模式和不断下降的出生率形成了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

换言之,生育率越低,每个家庭的平均孩子数量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就越高。这导致一般家庭不敢多生孩子,继而导致生育率降低。如果生两三个孩子成为常态,那么养育孩子的平均成本就不会如此之高。“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育儿学说可能不再成为常态,想要生育更多子女的夫妇也可能不会那么气馁。

在中国抚养孩子的家庭承担着高昂的直接经济成本,在育儿方面也面临更多困难。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缺乏充足的托儿所。因此,如果夫妻双方在孩子两三岁之前都要工作,他们通常只有两个选择:长期请保姆,或者让孩子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照顾孩子。然而,已经年老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现在越来越不愿意,或者说没有精力来帮忙照看孩子。第二个孩子更难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那里得到这种帮助。因此,许多父母只能在继续工作的同时聘请临时保姆或专职保姆。近年来,专职保姆的费用飞涨,几乎与香港的菲佣费用持平。

大城市:留不下的年轻人,来不了的留守儿童

斯坦福大学斯科特· 罗泽尔最近关于中国农村儿童智力低下的文章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令大家担忧的是,如果一半以上的农村孩子无法获得高质量的教育,中国未来的人才、素质和竞争力都将成为大问题。当然,中国政府早就知道这一点。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农村学校的校舍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但还有一些问题不是单纯用钱能解决的,农村地区的学生越来越少,农村孩子的父母都在大城市打工,而农村的老师也都纷纷离开。

中国的农村教育面临着巨大的困境—随着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农村地区无法再为大量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农村青年进城打工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从政策上讲,政府不应该强迫年轻人留在农村,年轻人也不应该让他们的孩子留在农村。

相反,年轻人需要为他们与孩子一起搬迁到大城市创造条件。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仍然存在针对农民工子女的歧视性政策,农村儿童难以进入城市学校入学。结果,他们最终成了身处家乡的“留守儿童”。

中国的贫富差距主要是城乡差距。只要鼓励农民工进城的政策到位,取消对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的各种限制,下一代农民工就可以获得更平等的机会,从而提高代际的阶级流动性。通过在城市接受教育,农村孩子不仅可以接触到更优秀的老师,而且可以开阔眼界。在城市,他们更可能形成基于同学和友谊的社会关系,更可能与城市居民结婚,而这将加速城乡一体化,从而逐步消除中国的城乡差异。

取消生育限制仅是迈出的第一步

针对上文中分析的问题我们提出五点相关政策建议。

一是全面取消生育限制,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促进生育的第一步是取消所有限制。这包括取消申请批准生育的要求,取消社会抚养费,以及取消诸如解雇违反生育政策限制的员工等处罚措施。

二是用经济手段鼓励生育。中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例如,在法国出生的孩子出生时将获得 928 欧元的津贴,出生后3 岁之前和 3~20 岁的每月补贴分别为 185 欧元和 65~231 欧元,以及额外的每月补贴 169 欧元。在德国出生的孩子在 18 岁之前可以享受儿童福利,而如果他在 19~25 岁之间没有正式就业或在学校接受教育,则可以申请儿童福利。

中国现在能做的就是实施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二者同等重要。对于收入较高的家庭,所得税减免应按子女人数计算;而对于低收入家庭,直接现金补贴会更有利。为了提高生育率和减轻经济压力,随着二孩政策的实施,这些税收减免或现金补贴可以只给予家庭的第二个孩子。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放开后,对第三个及更多的孩子可给予所得税减免或现金补贴。

对于每个 6 岁以下的孩子,我们建议政府每年给这个家庭大约1万元人民币,并且每个孩子每年的税收减免金额最高为 10万元人民币。如此一来,每个家庭抚养一个或多个孩子的负担就会相应减轻。

三是保障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权利。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发展水平的提高,许多职业女性不愿结婚或找不到合适的伴侣,这导致了许多国家的结婚率逐年下降。尽管北欧一些国家的结婚率低于中国、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但鉴于其0%~ 60% 的孩子是非婚生子女,这些国家的出生率仍高于东亚国家的出生率。

当然,我们不提倡非婚生子,但是有能力并且愿意独自抚养孩子的女性应该获得与已婚女性相同的权利和福利。因此,我们建议取消任何歧视这些女性的法律或政策,同时推动保护非婚生儿童的合法权利。

四是发展学前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建设大量托儿所,实行学前免费义务教育,降低养育孩子的成本。年轻人不愿意生第二个孩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抚养一个孩子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孩子进入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后更是如此。

中国严重缺乏针对 3 岁以下儿童的托儿所。来自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在中国0~3 岁的儿童中,只有 4% 的儿童进入了某种形式的托儿所。我们建议将这一比例提高到 50% 左右,但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将需要直接建设或协调建设约 10 万所托儿所。

五是取消对非常住人口的教育限制,解决留守和外籍儿童的教育问题。在中国一些主要城市,没有常住户口的居民已经占据了劳动力的很大比例。但是,许多城市仍然根据常住人口配置教育资源。允许任何中国儿童在任何城市接受免费教育。这将允许农民工留在城市,并让他们的孩子在附近的托儿所、幼儿园或学校接受便利的教育。这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提高出生率的重要举措。

本文摘编自中信出版集团4月新书《中国与西方》,更多内容请参见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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